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30年后再回首：标志事件今成语焉不详词汇在今天看来，当年那场“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浩劫，不啻为一场比荒诞派戏剧还要黑色幽默的“活报剧”。北京市工商局在1966年8月26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中有关本市商标问题反映的情况》中，详细记录了来自山东、安徽、陕西、四川、湖南、辽宁等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

　　老北京熟悉的五星啤酒，曾在1959年被周恩来指定为国宴用酒。但在银川市房修联社的冯雪虎看来，五星啤酒的商标图案涉嫌“不良影响”。“五颗金星必然同国旗一样代表党和四个阶级，不应该使用蓝色底。四星的外角正好是12个，与国民旗一样；商标下部‘北京’两字的框子像法西斯帽徽。打上1018的小孔，是否向首都开火？一对夹子夹住了五星，代表我国要变颜色。”

　　河北承德供应社李国才注意到在三星铅笔的腰封图案上，“猫形兽”居然占据了显要位置，五角星不仅相形见绌，还使用了黑底色污蔑国徽。更可恶的是，这只猫的尾巴弯成了2字形，显然是在影射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及运动员。

　　鹦鹉牌火柴遭炮轰，理由是因为鹦鹉是地主豢养的动物，用色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而这只不知死活的鹦鹉，脚下还踩着一片黄。数数12个角，不用说代表了党徽。本来这未必是件坏事，但不幸的是“党徽”的左下方还有一片红，问题的性质立刻变得严重起来。

　　在北京市热力公司管理处两位职工的眼中，首都人丹的罪状足有5条之多:“、灯、彩旗、国徽应为红色，用灰绿色，是否意味着我国已变了颜色？下很不整齐，似水或雾，是否意味着水淹？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万岁(繁体)被掩盖，只剩下“艹止”，是否影射建国二十年下台？首都人丹四字用白边像孝服。靠近是‘北京公私合营同仁堂’，是向党中央。”

　　北京牌镜子背面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农女新装图无疑有封建迷信及资产阶级色彩。热水瓶上的寿星、小儿骑鱼图案，茶盘上的心心相印、鸳鸯戏水、美满家庭，以及茶具星空体育登录入口、面盆上的喜字花也难逃一劫。

　　在旧字号招牌中，徐顺昌服装店、吴裕泰茶庄、烤肉季均以资本家姓名命名，二友居、三合顺表示资本家合伙经营，连升三元饭馆、天宝药房、内联升鞋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亿兆百货店、金山照相馆寓意资本家发家致富，亨得利、吉士林、马凯(英国人名)食堂无疑属于半殖民地遗毒，以五洲、震寰、中央等命名的商店则被归入“资本家吹牛”。还有一些配匾，如乐家老铺、马家老铺、田家饽饽，以及国药店的灵兰秘授、金液银丸，食品店的洋酒罐头等，也需要被“迅速改革”……

　　被波及的商品还有“尖头皮鞋、港式(瘦腿)裤子、高级化妆品(香水)、有毒草的唱片、某些特种工艺品，以及供有闲阶层玩赏的鸟笼子、丝绸、翻毛大衣、皮大衣等星空体育登录入口。”

　　有些群众还提出不许理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港式头，不许烫发，不搞上门服务。不加工和出售奇装异服，如港式连衣裙、牛仔裤，饮食行业取消送菜上门。浴池行业取消搓澡、捶背、捏脚等三种服务。

　　据北京大学国际系印红标教授回忆，不仅是改商标、改店名，当时北京的工厂、学校、医院、公园以及街道等名字，凡是沾上“封、资、修”的，无不被“破旧立新”。长安街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北海公园改为工农兵公园，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

　　有心人注意到，这股“改名风”甚至波及到公交线年北京所有的公交线路路牌都不标起讫站名，线路号也只是配角，非常的线路名才占据显著位置。比如无轨电车的1路被称为红卫路，2路是反帝路，3路是反修路，4路是东方红路……公共汽车的1路叫长征路，3路叫葵花向阳路，5路叫红卫路……当年闹出乘东方红路电车，经东方红大街，到东方红医院的笑话并不奇怪。

　　“短短几天之内，无数商店、街道改名换姓星空体育登录入口，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在当时，对而言，这些都是小问题。”徐友渔说。

　　对于那些明显的“意义”的商标，北京市工商局建议:“商品一律禁止出售，由商业部门集中向生产企业退货。对一般宣扬封建迷信、资本主义的商品，凡及职工群众提出收回的，应一律收回暂不出售。对于能经过涂抹去掉的商标，在不影响使用的原则下，可以进行涂抹后再出售。对某些商标的性质一时不好确定的，群众有意见要求收起的，可以暂时收起不卖。”

　　尽管他们也承认，在那些反映意见中，不无“牵强附会、证据不足”之处，但依然给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对于没有影响的商标，但提出意见要改革的，将原商标，包装加以涂抹，打×后出厂。”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母亲，在“”前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在那个时代，她竟能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江晓原曾笑言:“想想也有趣，那时我们这里已将这些‘毒草’彻底严禁，却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里的人民。”

　　在1966年9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抄转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问题的通知》中，记者看到，对于出口商品，“应当认线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运动的补充通知’规定的精神，即:“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对改革以后的新商品，外贸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向外推销，打开国外销路’”。

　　这恐怕与外汇短缺的压力不无关联。出口创汇在当时既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使命。有人说，“”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1966年2月21日，中央决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1967年4月13日，中国经济的非常时期，广州的“武斗”正处于。为了保证广交会不受冲击，亲自签发《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周恩来赶赴广州，连续开了四天的会，终于说通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让广交会如期开幕。然而增加外汇储备的努力却未见成效。直至1972年，我国每年的外汇储备都在5亿美元以下徘徊，1974年更是出现了“零的突破”。

　　据余世存《1840-1999的中国线月，中国派出了以、乔冠华带队的赴联合国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一个中国，竟然只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