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星星诗刊】当下新诗创作的“冷”与“热”当下的新诗创作正在经历着各种问题的纠缠，其中既有遗留的历史问题，也有新出现的现实问题。逐一分析新诗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试图用“冷”与“热”来概括当下新诗创作的部分特征。这并不是一种忽视问题复杂性的傲慢，而是试图从新诗的内与外两个向度对当下新诗创作做一次力所能及的分析。我认为，当下的新诗创作呈现出内冷外热的基本面貌。

　　“冷”，指的是新诗一再被诗人与批评家们指认为当下文学结构中的边缘文类，并遭遇了读者接受的危机，从而陷入“冷淡”的境况之中。相应的，为数不少的诗人们也因此感到

　　新诗发展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不免觉得有些寂寞，有些冷清了。“热”，指的是相对于上述诗人与批评家对新诗发展的认知，新诗创作的外部环境却呈现出一派众声喧哗、热闹非凡的景象。冷与热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当下新诗创作复杂却又充满生机的局面。

　　诗歌从何时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结构中的边缘文类？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化的问题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不少人认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商品化大潮中，诗歌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关注。伴随着现代大众文化时隔数十年的再度勃兴，诗歌已经无法像八十年代那样产生巨大的文学影响。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对新诗发展历史的片面概括。实际的情况是：从明清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就处于一种基本停滞的状态中，反而是叙事文学在创作和影响上不断向前迈进。上个世纪初，梁启超“以小说新民”的观点更进一步推动了诗歌从中心向边缘滑动的进程。胡适的白话新诗一度引起讨论，但终究无法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引发读者群体的轰动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被纳入到整个文学生产体制之下，呈现出“颂诗”与“战歌”两种基本面貌。但相对于小说来说，诗歌仍然难以被称为文类大宗。八十年代确实是新诗发展的一次黄金

　　时期。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八十年代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他文类在这十年中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新诗在八十年代的繁荣不能被简单指认为新诗取代小说进入了文学结构的中心位置。但是，部分诗人与批评家在讨论新诗的困境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历史过程，这就给人一种错觉：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文类的中心，后来才逐步被“边缘化”了。因此，抛开新诗的发展历史来讨论当下新诗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所以，我认为当下的新诗与其说是被“边缘化”了，倒不如说是还处在寻找自身的位置的过程中。

　　同样的，诗人与批评家又发现，新诗不知道从何时起慢慢地失去了人群，到了现在甚至变得有些“曲高和寡”起来。于是，诗人们每每抱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试图一个人完成诗歌创作这一艰难的“灵魂的跋涉”。在我看来，这样的问题也无法抛开新诗的发展过程单独做出论断。须知，新诗的发展走过百年，尽管不断遇到合法性危机，但随着新诗的经典化，在其内部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秩序与规定性。于是，当下的读者们凭借课堂教育与新诗经典的阅读知道了如何去分辨“好诗”与“坏诗”。应当说，新诗的经典化过程即是这种内在秩序与规定性形成的过程。所以，当下的诗人们不仅要面对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汉译两大传统（黄灿然语），还要面对新诗本身已经形成的传统。

　　不少诗人试图在新诗传统中寻求突破：有的着力于诗歌语言的再造，有的倾心于哲学思想的表达……而这种试图打破读者阅读期待的努力，又往往带来读者的质疑甚至是否定。应当看到，在诗坛中心之外的诗人们却还是能够获得读者的青睐，而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的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在近几年的火热正说明了当下诗人们突破传统的努力与读者接受之间的矛盾。这样表述并不是玩“中心”“边缘”不断易位的二元对立的文字游戏，而是旨在表明，如何解决这种新诗创作与接受的矛盾是摆在当下诗人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上述问题相对应的，是当下新诗写作的外部环境却并不像诗人与批评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冷清。新诗不断以各种形式回到读者的视野，引发人们的关注与讨论。笔者在这里也无意分析新诗创作外部环境的种种热闹景象，而是选择三个讨论得相对较少的问题展开论述。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大众传媒对话题的炒作、读者猎奇心理的影响以及某些基于宣传目的的诗歌比赛的推广。但是，拨去这些飘在新诗本身之外的浮云，新诗所面临着的问题和机遇也就随之凸显出来了。

　　首先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在众多的诗歌事件中，大众传媒往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些话题的讨论例如“乌青体”甚至已经触及到何为新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当然，大部分的媒体所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是诗歌事件背后的话题性，特别是近年来以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兴起更是为新诗的热闹添了一把猛火。比如，余秀华的走红固然离不开《诗刊》编辑刘年的发现，但随之而来的连篇累牍的报导也是她得以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打工诗人许立志在跳楼之后才被媒体大量报导，继而他的诗集得以在墨西哥出版。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会发现，每次引发关注和讨论的诗歌事件总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他们的报道往往能抓住最吸引读者的看点，然后不断加以渲染，用以博取读者们的眼球乃至同情。比如，媒体在报导余秀华的时候，往往揪住“脑瘫”“农村”等字眼；同样的，在报道许立志的时候，“打工”“跳楼”“富士康”等词语成为最常见的概括。然而，这种报道却又忽视了这些诗人们所写作的诗歌本身。媒体和读者们津津乐道于余秀华的身体残疾，却对她基于“摇摇晃晃”的生命体验而写作的诗歌知之甚少；人们好奇许立志为何从富士康一跃而下，却不知道从他的诗篇中体会“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的悲苦。但我注意到，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社交平台也在催生不同于底层诗人们的新的人群体出现——他们的某些作品直指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焦虑，他们自身在其读者群体中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受到互联网传播的影响，当下一些诗人也开始选择和大众传媒合作，以此达成一种双赢。例如，北岛与豆瓣合作开设了付费的线上诗歌课程；西川与许知远创办的单读合作，在单读上发布视频与作品；黄灿然也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不定期发表自己的译诗和诗评文章……毋庸置疑，这种合作有利于帮助早已边缘化的诗歌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但我想提醒的是，诗人们在利用大众传媒扩大诗歌影响之时必须保持自身写作的独立性。这两者的平衡需要诗人们不断体会和把握。

　　其次是读者猎奇心理带来的影响。如果说大众传媒的发展还为当下新诗的写作提供了某些机遇，那么猎奇心理就完全成为了新诗发展的绊脚石。猎奇，本是现代读者群体共有的阅读心理。但是，大众传媒往往放大了这种猎奇心理的负面效果，使之对新诗创作带来不良影响。我们无法否认，读者在阅读诸如“乌青体”这种明显不同于现代新诗的作品时，猎奇心理必然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而这种猎奇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当下的新诗写作。有些诗人的诗越来越“刻意求奇”，并期望以此获得足够的关注。如果说“乌青体”这样的诗还是在试图开掘日常语言的诗性，那么那些“刻意求奇”的诗就已经完全沦为了满足猎奇心理的材料。在本质上，这些诗与黑幕小说、桃色新闻并无太大的区别。再次是诗歌竞赛的火热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批评家在讨论新诗的当下境况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诗歌竞赛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现代发明。

　　但是，当下的诗歌竞赛有着完全不同于古代诗赛的特点。它的基本特点是：由商家或地方主办；对诗歌的主题有着明确的规定；奖金明显高于稿费。无论是商家还是某些地方主办的诗歌竞赛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希望以此实现对自己的产品或者某个地区某个景点的宣传效果。所以，诗歌竞赛主题的规定性也是理所应当的。诚然，由于“带着镣铐跳舞”，这种“竞赛诗”或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诗艺的开拓，不少人也许正在期待通过诗歌竞赛的方式进入诗坛。丰厚的物质奖励也是诗歌竞赛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按照某位诗人的说法，现在想通过写诗来保证自己的温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诗歌固然是诗人们的灵魂栖息之所，但现实生活的压力又往往使他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奖金丰厚的诗歌竞赛就对一些诗人产生了不小的。